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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陆变迁看浙东沿海新石器早期遗址的形成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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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9 17:32: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从海陆变迁看浙东沿海新石器早期遗址的形成背景
作 者: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王 青
2009072413541120.gif
近年来,在浙江东部杭州湾一带连续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萧山跨湖桥、下孙、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等。这些遗址已测定的年代大都落在距今8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但文化面貌与已知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有所不同,有些还呈现出看似进步的特征,因而引起学界很多人的关注。最近,张之恒先生通过与相关遗存的比较分析,认为嵊州小黄山遗址应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已测年代数据显偏高,不应采用。并连带提出,杭州湾南北的宁绍平原和嘉兴一带“由于受全新世前期海侵的影响,在距今9000~8000年前不适宜人类生产和生活,没有可能发现距今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见本报2006年2月17日7版)查阅各种地学资料,我们不能同意这一观点,以下就此提出粗浅看
    一、全新世前期的海陆变迁

    在更新世晚期,由于冰川气候的强烈影响,我国东部沿海海面普遍下降,造成黄海全部和部分东海陆架裸露成为陆地。此后随着冰期结束气候迅速回暖,海平面急剧上升进入海浸期,其间曾有几次间歇性停顿,形成几级明显的水下阶地和埋藏贝壳堤、潟湖、泥炭沼泽、河道、三角洲、海滩等,这是对黄渤海陆架地貌的最新一次大规模塑造。根据冲绳海槽西侧水深155米海底贝壳堤的14C测年数据14780 ± 700年,地学界一般认为,距今15000年前后我国东部沿海的海岸线约在现今水深150—160米附近。对海浸期的地质遗迹也获得了多个14C年代数据,如水深112米处陆架和三角洲的年代为距今12400 ± 500年和11300 ± 500年,水深64米和63米处三角洲的年代为10000 ± 600年和8640 ± 100年,水深56米处泥炭沼泽和海滩的年代为12400 ± 200年和11340 ± 550年等。依据这些地质遗迹和测年数据,地学界关于黄海和东海全新世早期的海岸线位置主要有两种观点,或认为距今12000年的海岸线应在现今水深100~110米附近,距今10000年应在水深50~60米;或认为距今14000年的海岸线在水深100~110米附近,距今12000年在水深50~60米。总之,海岸尚在现今海面以下,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尚在现代以东数百公里。(如图)

    关于海岸线何时抵达现代位置,萧山跨湖桥、下孙等遗址的最新发现提供了重要证据。根据初步的发掘报道,下孙遗址的文化层被厚达4米的海相淤泥直接覆盖,这层海相堆积的最上部发现密集的海生生物遗骸,包括中国绿螂、藤壶等。另外还有发生干旱的迹象。因此,发掘者认为遗址的废弃由于干旱与海侵造成的,并注意到藤壶蛀穿遗址木构建筑的现象,认为遗址废弃的时间距离海侵不远。该遗址出土木头标本已测定的2个年代数据均在公前5800~5700年左右(经树轮校正),所以把海水淹没遗址的时间推定在距今7500年前后可能是比较适宜的,比发掘者推测的距今7000年之际略早。我们从灰坑中出土较多的鱼类、贝类遗骸还能看出,遗址使用期间应距海岸不远。该遗址现今海拔在0米以下,其南约2公里的跨湖桥遗址地势稍高,也被厚达4米的海相淤泥覆盖,测年也和下孙一致,所以可以推测,长江三角洲在距今7500年前后海面始达海拔0米附近,即现今海岸位置。再联系上述全新世早期的海陆变迁过程,可知距今7500年以前海岸尚在现今海面以下,海侵尚未对现今沿海地带造成明显影响。因此,张之恒先生认为杭州湾一带在全新世前期已受到海侵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注意到,此前曹兵武等先生也表达过与本文类似的观点。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地学界有学者主张全新世海侵到达最高海面位置发生在距今7000年以前,海水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可达海拔10米附近的茅山东麓。这一观点与跨湖桥和下孙的发现有相当差距,可能也需要重新认识。


    二、浙东沿海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形成背景

    张先生从上述认识出发,认为全新世前期杭州湾一带不适宜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存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这一点也不能成立。通过地学界对东海海底大面积的柱状剖面的系统孢粉分析,全新世前期(包括前北方期和北方期)的气候和植被状况已经比较楚。其中距今12000~10000年前以木本花粉居首位,以落叶阔叶的柞栎和槲栎等为优势成分,松仍有相当数量,柏科也有一定数量,个别见到冷杉。草本花粉有较多的禾本科、蒿属,水龙骨科孢子也较多。反映陆缘山地为阔叶、针叶混交林,沿海平原分布着盐生草本植物,相当于目前暖温带南缘的植被,气温应比现在低2℃~3℃,气候冷凉略干。到距今10000~8000年前,落叶以栎类为优势分子,并出现少量常绿阔叶的青冈栎、栲属花粉,而柏、冷杉基本未出现或仅有少量,松仍有一定数量。草本花粉数量增多,以禾本科为主,还有蒿、滨藜、盐地碱蓬等。反映陆缘山地的植被进一步演化为含少量常绿阔叶树的落叶、阔叶混交林,类似现今淮河以北的植被,气温较现在低1℃~2℃,比前期略温暖。对现今杭州湾沿岸杭州、西湖、宁波、镇海等地的孢粉分析,也反映出气候由温凉略干向温和转变,与同期的东海基本相同。而对黄东海埋藏黄土的研究则表明,全新世前期随着气候转暖,亚洲东部的古季风活动也明显减弱,南黄海陆架及长江三角洲一带原先的大面积沙漠区缩小,变成黄土分布区(即硬黏土沉积区),形成有利于沼泽发育的环境。


    这些资料表明,全新世前期不仅杭州湾一带,而且裸露成陆的大片海底平原,都拥有适合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换句话说,不仅杭州湾一带的跨湖桥、下孙、上山和小黄山等遗址是在这一环境背景下生成的,而且在当时的海底平原上也应该有人类生存和活动。从大的地理范围看,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些早期遗址都位于沿海地带,形成面海分布的格局,这可视为全新世前期海进人退的反映,甚至可能推断,这些遗址实际上只是当时陆化平原上众多沿海聚落的残余。曾经有学者指出,河姆渡文化的有些遗址可能已被海水淹没。现在看,尽管跨湖桥和下孙的文化面貌与河姆渡文化尚有缺环,还不能肯定之间有必然的源流关系,但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域已经明显比跨湖桥和下孙高敞,也显示出海进人退的趋势,所以,说部分河姆渡文化遗址已经被海水淹没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与整个长江流域进行比较,还能发现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纬度更偏南的长江中游南侧距今14000~10000年的自然环境与距今10000年前后的长江下游很相似,现在长江中游南侧的江西、湖南和广西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址,具有原始的陶器和稻作农业技术,那么,在长江下游以及同时期的陆化平原上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不是不可能的。总之,目前已经发现的这些早期遗址的形成具有可信的环境背景,其年代也应是可信的;而还应有更多类似遗址乃至更早的遗址,需要人们开拓视野去发现。
     三、余论

    由浙东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所引发的这些思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中国东部沿海新石器文化的起源问题。以往人们在考虑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时,往往沿用从山地到平原的思路,认为人类是从旧石器时代的山洞走向平原的,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反映。这在内陆地区总体上是不错的,但对沿海地区却并不尽然,需要面临一个转换思路的迫切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全新世之初的陆化平原上也有人类生存,以及同时期所发生的剧烈环境转变在沿海地区引起的沧桑巨变,即海陆变迁和海进人退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巨大影响和挑战,人类应对挑战所采取的手段理应与内陆有所不同——新石器文化在沿海地区的起源很可能是从沿海平原到高地的模式,即随着海水不断内侵而不断退向现代陆地的模式,而不是相反。

    东部沿海的新石器文化起源与海陆变迁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应扩大研究视野和研究地域,充分运用地学资料和邻近地区的相关资料作周密系统的分析。就长江下游而言,联系长江中游的考古资料来探索跨湖桥一类遗存的性质和源头固然重要,但本文的分析已经显现,把目光投向现在的黄东海(包括海中岛屿)同样也是很有必要的。就整个东部沿海而言,以华北平原北缘的永定河为界,明显存在圜底釜和筒形罐两大新石器早期文化系统南北对峙的局面,其中圜底釜文化系统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和浙江等地沿海,跨越上千公里的文化联系如果仅用文化传播来解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全新世前期的海陆变迁和海进人退必须纳入视野。就整个东亚沿海而言,圜底釜和筒形罐两大文化系统又呈现出以永定河—渤海海峡—清川江为界南北对峙的格局,其中圜底釜文化系统涵盖了我国东部沿海、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西部沿海,跨越现代黄海和东海东西对峙。这一格局显然也是文化传播解释不了的,也必须把全新世前期的海陆变迁和海进人退纳入视野。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转换思路、开拓视野,才能逐渐靠近那个真实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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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29 17:37:06 | 显示全部楼层
从考古资料看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海进海退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研究馆员  葛国庆

宁绍平原,由浙江中东部的萧山、绍兴、上虞、余姚、鄞县、镇海七市、县、区的海岸平原组成,其状成东西向走廊。它南倚天台、四明、会稽三大山脉,北枕杭州湾,东濒东海,西临富春江,总体地貌呈南高北低走势,依次为山地—平原—海岸格局。这里海岸线特长,以明清拒潮海塘为基线,自萧山至镇海,岸线长达210公里,面积达80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内仅次于杭嘉湖平原的最大平原。历史时期的宁绍平原,随着海进海退,潮起潮落,水陆交替频繁。因此,生活在这一走廊地带的古人类,往往被迫随着海潮的进退,演绎着海进我退,海退我进的人地奋斗。毫无疑问,这一地区历史时期遗存的人类遗址,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海进海退的印记,假如我们手头有足够多的遗址发掘资料,就不难梳理出几次大的海进海退在宁绍平原的活动规律。可惜的是当今这一区域的遗址考古资料尚不够齐全,有许多还被深深地埋在地下,不为世人所知;更有不少虽已被发现或发掘,但要素信息获取不足,给相关课题研究带来遗憾。尽管目前我省对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还处在薄弱阶段,遗址资料为历史研究所用还相对滞后,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先作些探讨性研究,为后人作些奠基。
对宁绍平原海进海退的全面深入研究,得归功于陈桥驿先生。他在1984年的《地理研究》和1989年的《东南文化》上,先后发表了《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和《越族的发展与流散》等研究文章,为我们今天展开对宁绍平原的古地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椐陈桥驿先生的研究成果,本文仍以三次大的海进海退为纲目,并试图借鉴现有遗址考古资料,再作些相关细节的研究尝试。
一、星轮虫海侵与宁绍平原
陈桥驿先生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中称:“星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10万年以前,海退则在距今7万年以前。这次海侵从全球来说保存下来的地貌标志已经极少,不必再说宁绍平原了。” 已往考古资料显示,浙江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是建德乌龟洞距今约5万年前的人类犬齿化石“建德人”;其次是临海灵江底河砂中伴出的头骨化石 “灵江人”和桐庐印渚镇的头盖骨和下颌骨化石“桐庐人”。但新的考古资料就彻底改写了浙江的人类活动史:安吉上马坎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表明,浙江的古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在距今5-10多万年前;而今又在原遗址下再次发现更早的遗址,有专家初步把它定为距今80万年前。新的研究动向将“建德人”犬齿化石重新鉴定,认为在10万年以前。如此,宁绍平原上目前虽尚无星轮虫海侵时期古人类活动的考古依据,但说它没有尚为时过早。
二、假轮虫海侵与宁绍平原旧石器时代遗址
“假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4万多年以前,海退则始于距今约2.5万年以前。这次海退是全球性的,规模极大,中国东部海岸后退约600公里,东海中的最后一道贝壳堤位于东海大陆架前缘-155米,C14测年为14780±700年前,这是至今发现的假轮虫海侵的最后海岸线。这次海退,对于中国东部各地原始居民的繁衍发展,关系至为重要,宁绍平原即是其中之一。”
假轮虫海侵海退期间宁绍平原上人类活动迹象的有无,从外围的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基本可以给“有”的回答。这因为稍外围有“上马坎人”、“建德人”、“灵江人”、“桐庐人”作依据,近围有浦江1.1万年前的上山遗址,嵊州1万年前的小黄山遗址。从理论上讲,宁绍平原上之所以尚没有发现假轮虫海侵时期的遗址,其理由不外于三:其一,旧石器时代人类还少有形成群居定居的习俗,长期的游荡生活,加上生活器具的原始与简陋,往往尚难形成足以反映当时生活面貌的遗址;其二,这一带海进海退活动频繁,海岸线的升降大起大落,加上后一次卷转虫海侵使海平面足足上升了100多米,这就有可能使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带近海而居的古人类遗迹,大多已远在今海岸线外几百公里的深海底下;或虽在宁绍平原下,但早被厚厚的一次次的海侵淤积泥所覆盖;其三,我省浙东沿海史前遗址的全面调查与发掘,近10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工作有待考古工作者去努力。再则,旧石器时代遗址较之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客观上发现概率更低,发现难度更大,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一大方面。惊喜的是:这一带更早的人类文明曙光似乎已渐渐向我们走近。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简报》称:“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通常会把纯净的淤泥层看作生土层。在田螺山遗址距地表5米多深的淤泥层下的地下山坡表面发现了一些微粒木炭,另外在DK3(施工坑)一角的地质钻探中,在近10米深处发现了一些木炭和可能是小陶块的颗粒,这为我们在姚江流域寻找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古人生活遗存、揭开河姆渡文化起源之谜提供了线索。”中国文物报社研究员曹兵武对此认为:“浙江的好几个遗址都有海侵地层的线索,在田螺山是上下海相沉积层之间夹着文化层,遗址所用水稻田的上下还有明显的沼泽泥炭化堆积层,这是研究在全新世海侵与气候、环境波动变化十分难得的线索,如果通过文化与自然地层的结合与精确研究,能将大家普遍关注的全新世几次大的环境事件的确切时间、幅度等搞清楚,不仅解决了这个遗址聚落选址与兴衰变化等地区性问题,也将为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一些全新世环境变化与文化适应问题提供精确的标尺。”相信,随着浙江旧石器时期遗址考古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宁绍平原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获取,不久的将来,这片土地上假轮虫海侵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或遗存物,一定会有全新的发现与收获。
三、卷转虫海侵在宁绍平原遗址中的印痕
“卷转虫海侵从全新世之初就开始掀起。到距今1.2万年前后,海岸就到达现在水深-110米的位置上,到1.1万年前后,上升到-60米的位置上,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位置上。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到达最高峰。东海海域内伸到今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钱塘江以南,今会稽、四明诸山山麓冲积扇以北,也成为一片浅海。”这是陈桥驿教授及其老一辈地质、地理学家们共同研究的成果。
为便于对上述卷转虫海侵几个年段,与宁绍平原及其近周已发现发掘的遗址,有个更直观的了解与对比,这里先撷取一些代表性遗址所公布的断代,与卷转虫海侵所对应的年段进行罗列排序,以寻找海侵在这些遗址中的印记。
表一  卷转虫海侵进程与宁绍平原及其近周代表性遗址概览
海侵分段
各段距今时间
与现海平
面高差
遗址名称
遗址断代
(距今/年)
12000年前后
-110米


11000年前后
-60米
浦江上山
11000-9000
8000年前
-5米
嵊州小黄山
10000-8000
(三~四)
8000-7000年
(?)
萧山跨湖桥
8000-7000
7000-6000年
最高峰
(?)
慈溪童家岙
7000-6400
余姚田螺山
7000-5500
余姚河姆渡
7000-5000
6000年以后
(探讨期)
(?)
宁波八字桥
6000-4700
绍兴寺前山
6000-3000
舟山唐家墩
5700-4700
临海里坑
5500-4500
余杭良渚
5300-4200
绍兴马鞍仙人山
5000-4000
绍兴马鞍凤凰墩
4500-4000
绍兴陶里金白山
4500-4000
绍兴陶里壶瓶山
3600-2000
绍兴安昌后白洋
3000-2500
绍兴袍谷
2300-2000
〖注:表中卷转虫海侵分段中的一、二、三、四,按陈桥驿先生《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所列;(三~四)、五,系笔者为便于探讨问题而加〗
    上表可见: 卷转虫海侵第一阶段,宁绍平原及其近周,尚未见相关遗址的发掘资料。第二阶段,在浦阳江上游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的上山遗址。第三阶段对应遗址是2005年新发掘的小黄山遗址,距今10000-8000年。(三~四)阶段对应遗址,正好有距今8000-7000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该遗址最大的亮点是:出土有完整的独木船和木桨,且制作讲究,工艺先进,它是新石器时期人类创造的水文化实物见证。然而,从其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达4.6米的青灰色湖相淤积泥来看,它的突然中止,似乎与一场突然降临的既大面积、又长时期的水害有关。第四阶段代表性遗址可选为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5000年。该遗址上层文化层之上,与萧山跨湖桥遗址一样,也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青灰色湖相淤积泥,其中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些在遗址考古中文化层之上的地层,虽非文化层,却与文化层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它极可能记录着整个遗址突然覆灭的真实原因,可惜目前许多遗址发掘报告都没能记录这一点。
四、问题与思考
这里需要专门提出问题并力求引起思考与讨论的是:上表中的“五※”,属笔者自定并特意附加的,我们暂且把它作为探讨期。这是因为按陈桥驿先生的研究成果,在距今7000-6000年,为卷转虫海侵的最高峰期。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期,这次海侵就将转入海退,海岸线又将渐渐退离宁绍平原。但根据这以后宁绍平原及其浙东沿海已发现发掘的遗址布局与对应断代情况来看,似乎当时的人类居址,并没有稳定下来,或随着海退向海岸线延伸。恰恰相反,之后的遗址反而一直在自东向西迁徙,尤其是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系列遗址,自舟山、象山、奉化、宁波,越过余姚的姚江流域,一直向西进入绍兴、萧山。从地理位置看,从东向的杭州湾口一直向西向的杭州湾纵深迁徙,最终渐渐远离东海;从迁徙趋势看,从海口逐渐向内陆高地、山间盆地深入,最终进入山地或登上平原中的丘阜;从相对年段的遗址数量变化看,呈现出少——多——更多——更少的态势。这里想借用冯小妮、高蒙河两位学者在《东南文化》上发表的《宁绍地区早期遗址群的量化分析》一文成果,并经概括整理成表二,以利从遗址迁徙兴衰的脉络中,间接分析和探讨相关问题。
表二  宁绍平原及浙东沿海河姆渡文化时期遗址兴衰概览
分期
距今时间(年)
相当于环太湖流域对应文化时期
总 数

主 要 分 布 地 及 趋 势
7000-5800
马家浜文化
16
主要分布在四明山区北麓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峡港海积平原,最集中处在姚江流域,晚段比前段数量有较大增幅
5800-5200
崧泽文化
44
分布格局和一期未发生质的变化,仍以姚江流域为主且较集中在北岸;但晚段数量激增,平面布局也有较大突破,有向四周发散趋势。舟山群岛出现遗址,象山、奉化有所增加
5200-4000
良渚文化
72
分布更呈分散趋势,姚江流域开始向支流发展;晚段舟山至姚江数量急剧减少,重心明显西移,绍兴地区密度超过姚江流域
4000-3100
马桥文化
7
数量大幅减少,且多集中在绍兴地区;浙东沿海仅象山一处
根据表一、表二所反映现状,笔者以为有以下三方面问题值得思考与探讨:
(一)、卷转虫海侵最高峰时间极有可能不在距今7000-6000年,而在距今5000-4000年间。
这里主要以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关系和遗址群在宁绍平原的迁散趋势、兴衰规律为分析依据。理由有三:
1、遗址发掘中之地层叠压依据。上面已经说了,河姆渡遗址上层文化层之上,叠压着厚达2.5米的青灰色湖相淤积泥。再扩大些视野,整个姚江流域及其周边,30多处河姆渡文化遗址群,虽然有些资料没有明确标注上层文化层之上的覆盖层,但其下限时间几乎都与河姆渡遗址十分接近。这一共性能说明什么呢?除了在距今5000年前后,淹盖在河姆渡遗址之上的那次大海侵,陆续把周边不同高差中的遗址,一一淹埋于海水之下外,恐怕其他不会再有如此的外力,能促使这么多遗址形成这一共性。
2、姚江流域遗址群突然分散、急剧减少之依据。上述表二分期中明显可以看出,第一期至第二期前段,在宁绍平原及其沿海上的遗址,不仅居址稳定,且发展较正常,未见任何导常趋势。但第二期晚段起,已有轻微骚动的感觉。到第三期前段明显出现异常情况,中心区域姚江流域上的遗址渐渐往支流转移。这一反常趋势,证明在河姆渡遗址周边的姚江核心区域,已渐受水害进犯。到第三期晚段,这一当时宁绍平原上人类活动最繁华之地,已出现土崩瓦解之势,表现出遗址存有量一落千丈,一部分进入南部山麓,一部分向西进入萧绍流域,今绍北平原中几多山麓间或小丘阜上的几处遗址,当是这批西撤队伍的足迹。从众多遗址上下限断代看,完成这一剧烈动荡的时间,正是距今5000-4000年间。
3、大禹治水故事情迹之依据。在江南大地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不仅口碑流传极盛,且多种史料均广有记载。《尚书·尧典》载:尧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吴越春秋》云:“帝尧之时,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瘀塞,四渎壅闭”。]又曰:“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遂高而居。尧聘弃,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研营种之术。”《越绝书》云:大禹“忧民治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这里暂且不争辩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真有其人其事还是神话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是当时特定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衍生物,否则,多种史料不可能如此长篇累牍地详述那“汤汤洪水”中大禹父子先后治水的故事。窃以为,在距今5000-4000年的尧、舜、禹时代,真是那场卷转虫海侵最后一波也是最高峰的一波海进,肆虐了宁绍平原,才导致这一区域间已处于密集型的遗址群,遭受了近乎灭顶之灾的水害。联系禹父鲧治水不成,而至禹顺利平成的故事情迹,抑或正是鲧治水尚处于剧烈的海进期,而至大禹治水时已得天时地利,海进已从最高峰期转入稳定期,甚至海退期,故治水得成。这决不是凭空臆想。
固如此,卷转虫海侵最后一波洪峰当肇始于距今5200年前后,至5000年河姆渡遗址终止时,海侵已淹及姚江流域较低洼地块。之后海侵继续推进,海平面不断上升,遂导致整个姚江流域主干段上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全面迁散,一部分顺着姚江支流向上游的四明山地迁徙,一部分向西向的杭州湾纵深进入绍兴、萧山。由于这次迁徙十分分散,又多散落在大范围的山麓冲积扇之中,不久后的海退又使他们陆续辗转,这或许就是今人较难发现这阶段比较成气候的大遗址的原因之一。
(二)、卷转虫海侵最高水位有可能在今海平面上12米左右。
目前所能见到的卷转虫海侵分阶段海平面资料,仅为陈桥驿先生考定的第一阶段距今海平面-110米、第二阶段-60米、第三阶段-5米这三组数字。而最高水位呢?至今还是个空白点。由于绍兴是越国的发祥地,越国建国始自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时间约在公元前2000年,即距今4000余年。这时卷转虫海侵已越过最高峰,继而进入渐退期,越国也开始在会稽山南今平水镇所在地的若耶溪旁建城立业。若耶溪侧有地名平水者,谓历史上曾有海水至此而平之说;平水又有地名“潮停弄”者(今改为茶亭弄),在今平水老街中段,土著盛传历史上海潮曾直薄至此而停。联系平水集镇下地层,在“潮停弄”稍下的“大道地”处,地下就全是海相淤积泥,证实海水确曾淹过这片土地。又上世纪60年代,在今平水镇会稽村昌峰自然村的田畈下,曾在海相淤积泥中挖掘出早期的独木船,只是当时未能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也未能把木船保存下来,实为之惜。但这已能说明,这里也确曾是一片海滩与港湾。根据绍兴方志与史料记载,自越王勾践建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以来,若耶溪一带已不再有海侵,也无任何象星轮虫、假轮虫海侵之记载,则可以说,平水若耶溪一带的海相淤积泥层,当始自卷转虫海侵最后一波洪峰。查得今平水镇“潮停弄”口的黄海高程为15.9米,而绍兴北部今海平面的黄河高程为3.9米,则可以推算出:卷转虫海侵最高水位当在距今海平面之上约12米。
(三)、卷转虫海退完全退出绍北平原的时间,当在春秋末至战国初。
要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和史料信息,较确切地推定卷转虫海退完全退出绍北平原的时间,已经不是件多大的难事。首先,在绍北平原中和整个平原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的袍谷,已存有袍谷战国遗址,时间为战国中晚期。就是说,当历史进程到战国中晚期,绍北平原中的海水已基本退尽,要不,人类居址就不会也无法进入这片土地。其次,春秋末期的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已委相国范蠡,在今绍兴的府山、蕺山、塔山三山之内,营建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这也至少说明,这城址上肯定也已退尽了海潮。但由于绍兴城内自古有九座山,城址是建在有小山围护的台地上的,这里的地势会比袍谷遗址那里高出许多。城址上退尽了海潮,并不能肯定地说绍北平原上也已不再是浅滩或沼泽地了。再次,在绍北平原同一水平面下,至今未曾发现过春秋时期的墓葬或相应的地层文化,连平原和南部山区近交的山麓间,所发掘的墓葬也全属战国时期。这从另一角度可以认为:在春秋早中期,绍北平原上越人还无法落脚入住,或者至少还是一片沼泽地,否则,此时越人的居址或墓葬,肯定也会已进入这一区域。仅此三点,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绍北平原上的海水,直到春秋中期前后才基本退尽;春秋末年,地势相对高耸的台地上已可筑城;到战国中期,越人才完全可以进入这片平原,进行耕作和营建家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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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29 17:39:14 | 显示全部楼层
错综复杂的东南新石器时代
近来,张之恒、陈淳和王青等几位先生先后在《中国文物报》发表文章,倾谈跨湖桥、小黄山和上山遗址年代以及与年代相关的文化形态、环境变迁问题,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动态的关注。
    几十年中,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序列与它的文化演变序列相互吻合,这是一张以成百上千遗址资料织成的文化网络。考古工作者最终能够捕捉到广富林、钱山漾这些“老”遗址中的新因素,使我们及时掌握这一地区“后良渚”文化时期的历史信息,充分说明这张网络的敏感度。但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显然冲破了这张网络,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调整认识,扩展这张网络的开放度,使得包括跨湖桥、小黄山、上山在内的其他遗址在这张新的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事实证明,这张网络是我们讨论这一地区史前文化问题的基础。
    张之恒先生和陈淳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陈文)主要讨论的是年代问题,因为观念、方法的差异,认识有很大的不同。
    张文主要从器物类型学的角度出发,但其结论可能受到了“海侵”假说的影响。张文所主张的“海侵”事件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在杭州湾的周边地区,由于受全新世前期海侵的影响,在距今9000~8000年前不适宜人类生产和生活,没有可能发现距今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因此小黄山文化遗存的年代只能是“略早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张文的“海侵”假说受到陈文和王青先生文章的反驳,因最后冰期结束而发生的全新世海侵是从今天海拔的-50米甚至-100米开始的,直到距今六、七千年,海平面才到达现在的水平。这里要补充的是,上山、小黄山位于浦阳江、曹娥江的中上游,上山遗址的海拔接近50米,更不可能受海侵的影响。张文的器物分析法是分别拟出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及代表性遗址进行比较,彭头山遗址和河姆渡遗址四层都被分别定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前段,但两遗址的年代相差近2000年(彭头山遗址的年代距今9000~8000年,河姆渡遗址一期的年代距今7000~6500年)。小黄山遗址作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段遗址,其年代却建立在与石门皂市下层(距今7500~7000年)文化的比较之上,而石门皂市被定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期后段遗址。两地文化发展进程判断的巨大落差令人费解。另外,张文也认同发掘者的意见,将小黄山遗址三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识,而遗址的中期明显属于跨湖桥文化的内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从文化内涵的变化幅度看,小黄山遗址的年代跨度会大大超过1000年,那就不是“略早”的问题。因此不能认为张文成功地解决了小黄山遗存的年代问题。
与张文“实证”努力相反,陈文贡献的是一种可能性判断。从国外的考古资料看,亚洲东北部的日本、俄罗斯已有多处超过10000年、并出土陶器的遗址,陶器分布显示从南向北年龄递减的趋势,表明冰后期人群分布随气候变迁与温带森林北移的同步迁徙和适应。长江下游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自然是最正常不过。陈文还认为,对陶器类型和技术的判定,不同地区生态环境不同,其独立发明和使用的背景也大不相同,因此通过跨地域的类型比较判断遗址年代方法的适用性不能被确定。这些认识都具有启发性,但缺陷也随之出现,那就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上山、小黄山和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应当说,陈文也想对此有所作为,并采用了国际流行的经济形态标准对早期新石器时代特征进行分析,但经济形态是一个软标准,陈文没有办法区分上山、小黄山、跨湖桥、河姆渡遗址的差别,只能作笼统的研判。确立经济形态标准的先决条件是田野考古攫取资料方式上的改进,但这第一需要假以时日,第二还受到遗址保存条件的限制,比如对动物的经营,没有动物遗存,就不能进行比较。这应该是陶器研究至今仍然是中国考古学基本功课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要解决上山、小黄山、跨湖桥遗址的年代问题,首先还得坚持从区域内的文化因素分析出发,立足于遗址地层与器物类型的直接观察。只有更好地理顺本区域的文化关系,才能增加跨地域比较研究的可靠性。
    到目前为止,长江下游地区体现在14C测年上的唯一一个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上山遗址。上山遗址的测年数据有四个,这四个数据的早晚与地层次序吻合,分别为9610±160年、8740±110年、8620±160年、8050±110年,树轮校正值约在距今11400~8600间。上山遗址石制生产工具为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同时还出土大量的石球、石磨盘、磨石,另有少量的穿孔“重石”。上山遗址的陶器主要为夹炭陶,器型体现出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大部分为大小、特征基本一致的大敞口红衣厚胎平底盆,但其他类器物,形态显得丰富,有罐、盘、钵、杯、碗等,可能还有釜。圈足、圜底、侈口、多角沿、镂空、堆贴、刻划以及扳金、耳等特征均已出现,并发现少量的绳纹。圈足器的数量较多。

  小黄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特征接近上山遗址,如红衣陶、大口平底盆、圈足器等。略有区别的是夹砂陶为主,大口盆的尺寸稍小、胎较薄、腹壁稍内敛。小黄山遗址石器中磨光石器较多,石球、石磨盘、磨石、穿孔“重石”数量也多。小黄山遗址初步分三期,中期明显出现跨湖桥文化的陶器群,晚期出现较多的双鼻与口部齐平的平底罐,但敞口平底盆等陶器从早到晚都存在,石器的变化也不大。发掘者因此认为三期一体。但怎么解释中期的跨湖桥文化因素呢?假定将中期看作跨湖桥文化的前身,这些因素为什么在晚期又消失、反而跑到钱塘江口的跨湖桥去了呢?且又怎样解释其间长达数百年的年代缺环?但在设问之前,必须先清楚两点事实,第一点是小黄山遗址中期的陶器特征与跨湖桥陶器没有早晚之别,在两者之间架设遥不可及的继承关系是主观和不符合逻辑的;第二,小黄山遗址三期在地层关系上只存在早、中期和早、晚期的叠压关系,中、晚期之间的关系在逻辑上可以颠倒过来,在事实上也应该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原来的中期拟调整到晚期。因此,小黄山遗存呈现的是上山文化类型与跨湖桥文化类型的叠压关系。
    对小黄山遗存关系的判读在上山遗址中得到了证实,新发现的上山遗址北区最晚地层中也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因素的陶器,如折肩绳纹釜、甑、蘑菇柄器盖、陶片打琢的纺轮等。两种文化遗存的叠压关系出现在仅有的两个遗址中,不应该是一种偶然。或许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上山文化类型和跨湖桥文化类型在年代上可能是衔接的。这也验证了小黄山遗址晚期8000年测年数据的准确性。
    跨湖桥文化是否是上山文化类型的继承与发展呢?回答是,有联系、但发生了质的变化。联系突出体现在圈足器的使用上,变化是跨湖桥文化已经完全进入釜炊文化阶段,而上山文化类型至今未能指认主要的炊器形态。跨湖桥文化的匀薄陶胎、彩陶装饰以及更为复杂的陶器群更是上山文化不能企及的。

再简单谈谈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因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曾经受到普遍的质疑,许多研究者不认为跨湖桥文化比河姆渡文化早。这里提出两点反驳意见。一是直径百公里范围内有没有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为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明显要远于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共性太多,不能机械割裂),而在地理位置上,前者反而要近得多。二是我们在跨湖桥遗址和上山遗址所在的浦阳江流域已经发现了不止一处的带有河姆渡文化早期因素的遗址,如诸暨楼家桥遗址,萧山乌龟山遗址等,这说明在河姆渡文化的繁荣期,它的文化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上山、跨湖桥文化分布区,并取代了跨湖桥文化,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早晚关系。
    那么怎样解释上山与跨湖桥、跨湖桥与河姆渡之间年代上衔接、文化上变异的现象呢?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回答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的关系,大概也能够回答上山与跨湖桥、跨湖桥和河姆渡的关系了。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变异现象既普通又费解,由于我们大抵是从陶器的变化中分判这种文化变异的,因此要特别注意制陶工艺革新对考古学文化“换代”的影响,而在其他领域,文化的继承关系会更明显些,比如,河姆渡文化与跨湖桥文化的陶器风格大异其趣,但骨、木器却没有大变化。基于此,我们不妨暂时放弃对文化变迁问题的过分关注,直接对浙江近六千年的史前文化史作这样的划分:
    上山文化:距今10000?~8000年。
    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7000年。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5800年。
    崧泽文化:距今5700~5300年。
    良渚文化:距今5200~4300年?
    笔者曾提出过马家浜文化是河姆渡文化与北方文化冲突、溶融的产物,现在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分布区又在杭嘉湖、宁绍平原的西南部,看来浙江史前文化的中心有可能是从更南边向北移动的。
这里顺便也对长江中下游的文化联系发表点看法。罗家角遗址的白陶基本可以断定是从长江中游传入的,跨湖桥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受到关注,但这种关系不可能是单向的,长江下游的一些文化因素是否也传播到了长江中游呢?彭头山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不能直接衔接,皂市下层的圈足器,彭头山就没有,跨湖桥文化的圈足倒是在本地区找到了流行的根据,那么是否有可能是跨湖桥文化影响了皂市下层文化呢?
    最后还想谈一下反映在跨湖桥、下孙遗址中的海侵问题。在文化变迁的所有动因中,环境肯定是重要的一种。王青先生的文章的中心题旨也在这里。因此有必要把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与海侵有关的事实作些说明。
    一是跨湖桥遗址的海拔高度为-0.9~-1.2米,低于下孙遗址(王文误认为跨湖桥地势稍高)。实际上每一个遗址都不会处于同一个平面,海拔测定仅就发掘区而定,对此过分追究的意义并不大,但关于下孙遗址废弃的年代正是从这一点考量的,因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下限到了距今7000年。两遗址相距很近,下孙怎么可能提前淹没呢?
    二是跨湖桥、下孙遗址的被淹除了海侵这个大背景,江水下泻、潮水顶托也是重要原因,从水文资料看,钱塘江口的潮水可以将这一区域的水面抬升数米。这一判断除了有地质史料的支持,河姆渡遗址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跨湖桥遗址在7000年前被淹没,距离不过100公里、海拔位置相差无几的河姆渡遗址居然在7000年之际繁荣发展,这个悖论的原因之一应该是河姆渡遗址所在的罗江不从杭州湾入海,因此受潮水的影响较小。如此说来,7000年前的实际海岸线的抵达位置可能还要更低些。
    三是跨湖桥、下孙遗址被淹没后,遗址周围地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或间歇性)被海潮控制,堆积在遗址之上的厚达四米以上的海相层最终成就了这一带的泻湖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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